在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刑侦大队，有一间特殊的办公室——516室，今年3月，三名老刑警走进这里：沈军、李世剑、李明，三人年龄相加正好165岁，165与516，数字一转，仿佛巧合，也像冥冥之中的注定。这间办公室有了一个新名字——“拾光工作室”。

所谓“拾光”，不是怀旧，而是从岁月长河中追寻真相。“拾光工作室”的成立，不是简单把三名老刑警召集在一起，而是把三十多年的侦查经验、技术经验和基层经验汇集起来，专门攻克命案积案。

命案积案之难，难在时间。时间会冲淡痕迹，会模糊记忆，也会让线索在多年后只剩下几个含糊的名字、一张发旧的照片、一次不确定的辨认。可破案，最怕的不是时间久，而是无人问津。

2026年以来，西山公安持续推进“利剑攻坚·英才揭榜”强基补短项目，把命案积案侦破等“硬骨头”摆上榜单、压实责任、集中攻坚。榜单陆续被揭下，而沈军、李世剑、李明也把三十多年的刑侦经验、技术积累和基层功夫，汇聚到同一间办公室，作为最强劲的支撑。

三十余载  扎根刑侦一线

三个人的从警起点不同，却都汇入了刑侦这条路。

李明从小就有一个警察梦。“当时看着那一身‘橄榄绿’警服，就觉得威风、光荣。”1996年夏天，刚从警校毕业的他，来到了153公里外的山村派出所。

第一次跟着师父办案，是一起家畜被盗案。泥泞山路、混杂脚印、零散口供，让满腹理论知识的李明一时没了主意。师父带着他走村串寨、排查走访，用脚步把“现场”和“群众”这两个词，刻进了他的刑侦生涯。

此后，无论在派出所，还是在刑侦大队，李明始终围着案件转。同事们说，他像刑侦大队里的“老中医”，遇到复杂棘手的案件，总能找他帮着“会诊”，找症结、理思路。

李世剑则是“误打误撞”穿上警服。“男孩子都崇拜军人，就想穿上那身制服。当年高考我还报了军医大学，后来被提前录取学了法医，成为一名警察。”他说得轻松，可这一干就是33年。

从法医岗位到侦查岗位，从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到改任非领导职级，岗位在变，案子从未放下。李世剑常随身带着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着取证思路、案件疑点和经验做法。多年刑侦经历，让他在错综复杂的线索中，总能帮年轻民警指明方向。

沈军则是刑侦“科班”出身。1994年从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他进入西山分局，一直从事刑事技术工作。现场勘查、痕迹检验、物证鉴定，是他的主阵地。

从早年一个手电筒、一部胶片相机、一个放大镜，到如今DNA实验室、信息化系统、微量物证检验技术，沈军见证了刑事技术从“靠眼力”到“靠科技”的跨越。如今，沈军同样从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改任非领导职级，但他没有离开熟悉的刑侦战场，而是继续发光发热，用沉淀下来的刑事技术经验，为积案攻坚提供支撑。

三人如同坚不可摧的“铁三角”，长期坚守在西山刑侦各条战线，各守其位、各尽其责，又彼此支撑、合力攻坚。

这支“铁三角”并非临时成军。三人相识已久，有着超过二十年的交情。都是从事刑侦工作，虽在不同岗位，但业务上都有交集。

“当时遇到技术痕迹方面的问题，找‘沈师傅’；案件侦查方向上拿不准，就问‘李副大’。”“老李哥”李明说，多年并肩作战，三个人之间形成了刑警之间特有的默契和信任。

“干刑侦的人，脾气直，性子倔，身上都有股正义感。”李明说。三十多年里，他们办理的案件不计其数。

一间办公室  拾起被遗忘的光阴

工作中，李明侧重核查走访，李世剑把关侦查方向，沈军负责痕迹物证和技术支撑。但分工并不绝对。更多时候，三个人围着同一个案子，各自从不同角度切入：有人看笔录，有人翻鉴定，有人梳理人员关系，有人回看现场图，有人盯着历史照片反复比对。

“积案不像现案，‘线头’很分明。有些证据，是一点一点抠出来的。”李世剑说。他们很清楚，破案没有“碰运气”一说。

2000年，大观楼派出所辖区某大厦楼下发生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件。

案发之初，一名当事人报警称自己被“抢劫”，一度使侦查方向偏移。后来，民警通过走访周边商户，发现当晚实际发生的是打架斗殴，案件调查方向才回到正轨。

但案发现场属于公共场所，物证被破坏，监控条件有限，留下的有效线索少之又少——嫌疑人仅有一个外号和简单的体貌特征，嫌疑人身份始终无法落实，虽然一代又一代的刑侦民警都未放弃，但由于线索太少，这起案件成了积案。

26年后，案件交到了三个人手中，他们从有限线索重新入手，请外地警方协查，从蛛丝马迹中反复对比筛选。根据当年嫌疑人的年龄、籍贯、体貌特征，在茫茫人海里找一张被时间改变过的脸。

最终，一名杨姓男子进入三人的视线。进一步核查发现，该男子曾用名与当年嫌疑人姓名高度相近。

随后，沈军通过比对发现，该嫌疑男子曾在昆明留下案底。三人随即前往调取当年卷宗，在旧卷宗里找到一张嫌疑人正面照。李明拿着这张照片，又找到当年参与斗殴的相关人员辨认，最终确认嫌疑人身份。

筛查不是简单看一眼。初筛、复筛、人员辨认，每一步都要做扎实。“把照片拿给当事人辨别，可能最多半小时就能看完，但背后的信息整理和筛查，常常要十天半个月。”李世剑说。

寥寥数语背后，是跨越二十多年时间和多个地域的奔波。为了核实线索，三人辗转贵州、辽宁等地，联系当地警方，寻找当年工地包工头、工友和在场人员。最初联系一名当事人时，李明通过微信沟通了一个多月，对方始终不配合。后来他们赶到外地，在当地警方帮助下，辨认工作才得以完成。

收集到完整的案件证据链，嫌疑人被抓获。2026年5月29日，案件系统上“破案”的按钮终于被郑重按下。

“心里有块石头总算落下了。”沈军说。李世剑表示，当时心里很高兴，但这种高兴是一瞬的，“因为很快又投入到另一个案子里。”

老经验+新技术 把积案办成铁案

为什么沉积多年的案件，如今能够突破？

答案既在技术进步里，也在传统刑侦基本功里。

沈军感受最深的是技术变化。早年现场勘查，勘查箱里常见的是放大镜、化学试剂、手电筒、照相机；指纹比对要靠一张张小卡片、一册册指纹资料翻看。

如今，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许多过去难以发现、鉴定的线索，有了重新检验的可能。“以前现场提取的一块物证，可能要一个星期才能出结果，现在当天就可以。以前做不到的，现在也有了条件。”沈军说。

“以前破案大多靠‘走’，现在技术成熟了，还是要靠两条腿去核查、走访、调研。”李世剑说，只有把技术结果放回案件事实中，放回证据链条里，才能把积案办成铁案。

这也是“拾光工作室”的工作理念——一手抓传统，一手抓现代。用老刑警的经验判断方向，用新技术寻找突破口；用走访核实细节，用数据拓展边界；用卷宗回溯历史，用证据闭合真相。

李明把这种方式形容为“老中医+CT机”。老刑警像老中医，凭多年经验找症结；现代技术像CT机，让隐蔽线索显影。两者结合，才能在复杂案件中既不跑偏，也不遗漏。

在办公室里，三个人常常同时看同一个案子的卷宗，却很少说话。笔录、技术鉴定报告、现场图、人员名单、疑点记录，一项项摊开。沉默的背后，是各自脑子里的反复推演。等到讨论时，三种视角汇到一起，也许就能拼凑出一条新的侦查路径。

“每个人的思路、主意、对案子的理解，都不一样。难说我破不了的案子，大家讨论过后又有了新思路。”李世剑说。

这种合力，也不只属于三个人。

在“利剑攻坚·英才揭榜”强基补短项目中，老民警带头攻坚，更重要的是带动年轻民警参与。命案积案攻坚不是三个人“单打独斗”，而是举全局之力、集思广益啃“硬骨头”，也让年轻民警在翻卷宗、找线索、跑走访、做辨认、补证据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刑侦工作的分量。

在他们看来，“传帮带”传的不只是方法，更是作风；帮的不只是思路，更是担当；带的不只是办案技巧，更是刑警面对案件时那股“咬住不放”的劲头。

为什么这项工作会选中他们三个人？“我们是老同志，可能更有耐心。”李明说，积案侦破最怕浮躁，坐不住、沉不下心，就很难从厚厚卷宗和零碎线索中找到突破口。

他们也把这些话讲给年轻民警听。“选择了当刑警，就不要后悔，就要拼尽全力去寻找真相。”“刑侦民警必须守得住底线，抵得住诱惑。”“工作中一定要牢记肩上的责任，入警时的誓言。”是这是三名老刑警给新民警的建议和忠告。

对三人而言，把积案办成铁案，是对逝者和家属的交代；把经验传给年轻人，则是对刑侦事业的交代。

这份坚持与传承，也来自于他们共同的身份底色。他们，既是刑警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李世剑1993年入党，沈军1998年入党，李明1999年入党。几十年过去，岗位变过，职责变过，但作为党员的初心使命没有变。

于他们而言，攻克命案积案，不只是完成一项工作任务，更是回应群众期盼的使命。

沈军说：“我干了一辈子刑侦工作，已经成习惯了，这辈子就想把这一件事干好。”

李明说：“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就是真相大白的那天，把真凶绳之以法，为死者申冤，告慰死者家属。”

积案尘封多年，真相隐没其间，唯有不放弃的追寻，才能让沉默的往事重新作答。这正是165岁刑侦“铁三角”所奋斗的目标。

“拾光工作室”成立以来，沈军、李世剑、李明三人侦破的命案积案时间跨度从1993年到2014年。数字背后，是一笔笔有了交代的历史“欠债”，也是一个个家庭苦等多年的答案。

165岁，不是迟暮，而是沉淀；516室，不是终点，而是新的出发。在“拾光工作室”，他们继续翻卷、研判、走访、比对，时间仍在向前，他们相信，在一代代刑侦民警的前赴后继中，真相绝不会缺席，“我们干的，就是在时光长河里，弯下腰把一个个碎片拾起来，再拼凑成完整的真相。”李世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