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清明，一岁一追思，每逢清明人们依然保持着慎终追远的传统，这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生者的安慰。

在法医眼中，“清明”还有着更深远的意义，清朗澄澈，通透空明，理清真相，探明事实。

“为逝者言，为生者权。”当提及法医的职责时，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民警唐维与同事罗涛不约而同说了一句话，这是印刻在每一名法医心底的信条和责任。

抽丝剥茧 替死者“开口”

初见罗涛时，他戴着耳机，额头上冒着汗珠，有些腼腆地说自己刚从健身房赶来。在日常生活中，罗涛总习惯戴着耳机，他说音乐和健身是他舒缓压力的“良药”，能帮他从复杂的情绪中抽离出来。

看着眼前这个阳光开朗，甚至有些幽默感的民警，很难将他和法医这个职业联系在一起。然而，罗涛的工作内容却几乎满足了大众对法医的全部想象——口罩、鞋套、发罩“全副武装”，奔走于各个案发现场，勘查细致入微、“抽丝剥茧”。

入行13年，罗涛早已见惯了各种“大场面”。“几乎什么血腥的场面都见过了。”罗涛大学期间便接触过解剖，但作为一名参与案件侦破的法医，在现场检验尸体与在学校里解剖“大体老师”有着千差万别的感受。

回忆起大学期间在五华公安分局实习，第一次勘查现场时的感受，罗涛坦言有些“害怕”。这种“害怕”并非是对尸体的恐惧，而是对现场勘查工作的无措。“我第一反应不是留意逝者的死状多么凄惨，而是观察尸体位置是不是原始位置，是有创口还是由于病理原因……总担心自己遗漏了什么关键细节。”罗涛说。

除了对现场勘查的细致力，罗涛说，法医还需要具备强大的意志力。经过几次“冲击”，罗涛的承受能力越来越高，面对恶劣的现场也能有条不紊。靠着这种审慎的工作态度和“强悍”的意志力，罗涛进步飞速，渐渐褪去了最初的“新鲜感”，取而代之的是一份责任感。

“当法医之前，我是一名人民警察。死者亲属有旁人能安慰，而生命永远停驻在那里的死者，我们是唯一能‘开口’替他们说出真相的人。”证据是捍卫正义的有力武器，透过尸体上的蛛丝马迹，罗涛一次次与逝者“对话”。

“活人是会骗人的，但尸体不会。”上学时，罗涛的老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而工作中的一次次经历更让他对此深信不疑。罗涛说，这份工作需要高度的理性，不能被现场氛围和个人情绪干扰。

法医不仅需要和尸体打交道，还要与死者家属进行沟通。面对死者家属撕心裂肺的痛哭和急切期待真相的目光，只有真相才能告慰亡灵、安慰家属。

早在报考这个专业时，罗涛就预料到法医工作需要承受的艰辛，“既然我选了这条路，哪怕摸黑也要走到底。”截至2024年3月，罗涛年均勘查各类现场120余个，检验尸体1500余具，累计参与侦破案件500余起。

基因密码 让冤情“昭雪”

法医并不是外界想象中一个人单打独斗的“神探”角色，相反，这是最考验团队合作的职业。如果说罗涛的工作是替死者“开口”，那么唐维的工作就是让物证“说话”。

2017年，随着五华公安分局刑事技术室的落成投用，有过两年一线现场勘查工作经验的唐维转战“大后方”，成为技术室DNA鉴定中心的3名技术员之一。

“这是我一直深耕的领域，换句话说，这是我的‘老本行’。”唐维说。硕士阶段钻研生物物证专业3年；从警8年，其中5年从事DNA鉴定工作……在旁人眼中，唐维似乎是“天生的法医”——专注沉着且细心。“其实我没有那么多想法，就是想把每一份鉴定报告做好。”唐维说，DNA鉴定就像“抽丝剥茧”、一步步寻找答案的过程，而这种“解密”的挑战感让她着迷。

多年来，唐维抱着“走好每一步”的心态，完成了500余份DNA鉴定报告，协助办案民警侦破案件400余起。

“DNA是每个人的另一张身份证，是与生俱来的标记。”由于早年刑侦技术相对滞后，锁定犯罪嫌疑人方法较为单一，单凭现场物证无法获取关键线索。这也导致部分案件难以侦破，久而未破成了悬案。

如今，DNA鉴定技术的成熟与广泛运用，正巧破解了这一难题。“一颗牙齿、一根头发丝、一滴血迹，没有时间限制，都有可能提取到有效DNA，成为案件突破口。”唐维说。

近年来，随着昆明市公安机关命案积案攻坚战拉开序幕，尘封多年的案卷被一一展开，化身陈案“解谜者”的唐维在一条条DNA中“抽丝剥茧”，寻找探明实情的曙光。“看到那些积压案件受害者留下的物证，心里还是会咯噔一下，但也能激发出作为法医追寻真理的信念感。”

当问及成为一名法医最需要具备什么技能时，唐维打趣地说“一双好眼睛”。唐维说DNA是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只存在于微观世界，提取与检验并非易事，必须慎之又慎。

为了能取得精确的结果，唐维常常在实验室一坐就是一整天，工作6年来，眼睛做了两次近视手术。结果怎么不一样？方法是否得当？有没有遗漏？在一次次重复循环的动作中，唐维不断战胜一个又一个“难解谜题”，只为探究案件最后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