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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个支撑链”构筑法治社会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法治社会的营造是“依法治国”总体战略最重要的构成基础,它是一个长期、巨大的系统工程,绝非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功成事毕的。它的营造需要从“全民法治意识的宣传与树立、传统人治思维的渐变与转化、法治文化和思维的形成与传承、法律法规的完善与被接纳、公正司法制度的营造与被认可、执法司法的及时与可信赖、行政作为的守法合法与示范、典型法律案例的触动与警示、法律援助的落实与效率……”一系列构成环节及细致的工作入手,形成环节连贯,节点支撑的综合体系。 

  依赖以上各个构成部分功能的正常、完全发挥,彼此依托,彼此支撑,良性互动,最终构筑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和支撑链,使法治社会的建设既有意识形态的引领,也有传统观念转变和现代法治意识形成与固化的基础,更有在国家层面之下科学的立法体系、公正的司法体系和齐备深入的法律援助服务体系,一个共担共建、共生共存、共守共依的法治社会大环境、大系统才可望得以存立。

  以培育全民法治意识为基础,形成并固化市民的法治思维和行为习惯

  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法律要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首先需要民众信仰法律,而后在信仰的基础上从内心深处敬畏与遵守法律,最终形成思与行的习惯性固化。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人对法律没有信任感,认为靠法律解决不了问题,势必就会选择通过上访、扯皮、闹事、集会甚至暴力手段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纠纷和问题,那法治社会的建设就会沦为空谈,整个社会就无法呈现真正的秩序和文明。

  依法治理城市是一个社会化的系统工程,其基础是一个城市市民的法治观念养成、固化和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自觉的运用,起点就是法制教育和宣传。每个环节都需要全民参与、全民融入,需要整合社会资源,各尽所能,形成法制宣传合力,从市民的日常行为和一点一滴抓起,培育法治意识,形成依法习惯,取得“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合力效果。

  依法治市的核心是培养市民敬畏法律、熟悉法制、依法行事,形成信仰法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进一步形成“法治社会”的文化氛围,让“法治社会”有坚实的落脚之基、广袤的繁衍之壤和强大的拥戴之识。

  具体建设途径与强化措施为:加强法制基础教育和层级教育工作;利用媒体的力量,内外联动,促进普通市民法治意识及行为习惯的养成;政府各职能部门通力协作,齐抓共管,形成无盲区、无死角的教育和宣传体系。

  以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为切入点,营造“法治文化”适宜的社会大环境

  法治文化是指在某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的人们经过长期社会化实践过程,渐渐适应并积淀下来的“以合法性为衡量一切社会行为可行性”的习惯化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包括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想、法律价值取向等内容。 

  “法治文化”如果得以形成,就意味着在一个社会中法治精神得到普遍化地认可和最广泛的实践,这种社会理念的习惯性固化和条件式自觉是“法治社会”建设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我们当今所面临的问题是,虽然现有法律体系已经较为完备,但在实践中,还大量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其本质并不在于法律制度本身,而在于法治文化、法治氛围的滞后。一句话,我们还没有形成和习惯于相应的法治文化环境。所以,建立这种固化的社会理念和行为习惯已经成为“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关键与核心,一旦形成,社会的法律化治理将会变得事半功倍。

  建设途径与强化措施为: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化为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法律自觉;逐渐淡化乃至彻底摒弃传统文化中以人治为核心的“官权文化”糟粕;以文化氛围的营造来支撑法治建设的群众基础和心理基础。

  法治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于法律的尊重、遵守。法律是道德、伦理底线的“最后防线”,法律只有成为一种普遍的自觉文化才能得以坚守;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我们赖以生活的自觉与习惯,人们日常生活所面对的荣辱、道德、情感、意义、价值等皆由特定的文化所左右,文化形成了我们的精神支撑和行为习惯。同样的道理,法治社会的形成与延续也必须依靠文化建设来实现并最终融入特定的社会文化。建设法治社会包含有对于社会秩序与社会正义的追求,当法治建设与文化建设真正实现内在契合,法治才能得以接纳并长治。 

  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为抓手,消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民众可能存在的疑虑

  在当前我国社会中,“信权不信法、信钱不信法、信访不信法”的现象依然较为普遍地存在。究其原因,对于国家层面而言主要有“法律覆盖率面不全、个别法律条款脱离实际、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因权而枉法、法律的运行效率不高而运作执行成本偏高”等几方面的原因。要改变这一局面,必须从国家制度的设计、示范和引导开始做起,通过“立法、执法、司法”三个方面着手,进行全方位的完善和深入的改革,重塑法律的尊严和人民对法律的信仰与信赖。

  首先,“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治社会的建设立法必须先行,而要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根本是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通过立“良法”来赢民心,保证公民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其次,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抓住“执法及时、执法公平、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几个要义,就能抓住法律设计与法律实施之间的关键衔接点和表现、表达方式。

  最后,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整个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公正司法被认为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

  立法、执法、司法三个环节互为依托互为支撑,形成严密的体系,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去人民化、去公正化、去透明化”的问题,人民将会丧失对法治的信任和信心,回归到人治甚至“暴治”的无序状态,法律自然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和约束权威。国民今天对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新期盼,要求我们必须严格地兑现“科学立法”的承诺,并且不折不扣地在实践中实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依法行政。这三个环节的建设途径与强化措施为:

  科学立法的要求:一是要明确立法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协调决定,不能久拖不决;二是要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保证立法的公平公正;三是要让公民有“有序参与立法,重要条款可以单独表决”的权利;四是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保证法律法规的不相悖逆。

  严格执法的核心:一是要坚决排除权力、金钱、人际关系对执法活动的干预;二是要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保证“纠错问责机制”的落实;三是要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专业理论水平;四是要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彻底分离的体制改革。

  公正司法的突破口:一是要尽快实施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二是要尽快落实“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等一系列司法体制改革措施;三是要彻底保证“公、检、法”三家各自的独立性和相互制约性;四是要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以此促进司法工作结果的透明和公开。

  依法行政的重点:一是要保证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二是要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三是要解决既得利益者和集团“依势违法”的垄断现象;四是要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五是要围绕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以“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为核心的政务公开制度,明确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

  以法律救助和服务为突破口,彰显法律的公信力和“法治社会”公平正义的本质属性

  法律援助是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律师,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法律援助在政府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社会和谐、保障公民人权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获得法律援助是公民的权利,实施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

  对于一个法治社会而言,无论其公民是否明法懂法、无论其处于弱势还是强势阶层、无论其有钱或无钱,当个人合法权利受到侵犯和伤害时,都可以寻求国家设置的专业法律机构和人员无偿的法律咨询、申诉等服务和帮助,使维权行为必须并始终运行于“依法守法”的规范轨道和程序之中而不得逾越,以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有序。这项工作所针对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中不懂法或法制意识淡薄、弱势或贫困的个人和群体,目的是实现法治无死角的全覆盖以保证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近些年来,“农民工讨薪”、“拆迁户维权”、“失地农民上访”、“下岗工人出路”、“工伤失独人员保障”……层出不穷的事件涉及面和影响面大,考验着法律的公平正义和一个社会的“良心”,有着极高的关注度,是建设“法治社会”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如果能够主动积极地去面对,依法公正、妥善地去化解,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化解矛盾,寻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将能够让大多数市民感受到法律的温暖、公平和正义,得到法律支撑下的自信及其对依法行为所获得保障的信心,这无疑是赢得“法治社会”建设最大、最实支撑的“活广告”和“民心工程”。

  有了法律救助和服务这个“切入口”,“法治社会”的建设既有了突破和努力的方向,法律、法治在市民中的公信力也有了富有成效和易于彰显的好平台。其建设途径与强化措施为:

  扩大法律援助意义价值的宣传,强化认知,争取最广泛社会力量的全方位支持。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让整个社会充分认知到开展好法律援助工作对于解决社会矛盾,促进司法公正和正义,维护社会的平衡与稳定具有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性,鼓励和支持他们以自身资源积极投身到法律援助事业中来,壮大法律援助的工作力量和经济来源渠道,不断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更广泛地满足贫困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

  宏观政策积极鼓励,财政专款强化扶持,法律给予身份定位。法律援助主要是国家的责任、政府的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法律法规来明确法律援助的主体、客体,规范他们的权利、义务,重点解决法律援助工作者的身份、待遇、工作经费保障和工作权限范围等关键问题,解除其后顾之忧,让他们心无旁骛地去投身这一崇高的事业之中。

  通过“全民法治意识培育、法治文化大环境营造、科学公正立法执法司法体系打造和全方位的法律援助实施”四大环节的有机配合与协调,“法治社会”的建设就有了坚实根基,也有了大气候,有了方法途径,还有了突破口和可以彰显的亮点,最终形成互立互托的良性循环和完整的支撑体系,中国“法治社会”的营造就能可望可期。

  (作者系中共昆明市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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